民间工艺艰难前行 大师的困窘令人深思

2016-05-12 09:23:10 来源:工艺中国
摘要: 故事的主人公叫库淑兰,是陕西省旬邑县赤道乡富村的一位普通妇女,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杰出中国民间艺术大师”的剪纸艺术家。

库淑兰

库淑兰

 

本文想从一位大师的人生故事切入。

故事的主人公叫库淑兰,是陕西省旬邑县赤道乡富村的一位普通妇女,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杰出中国民间艺术大师”的剪纸艺术家。在网络上,我们不难搜索到类似这样的介绍:“库淑兰是旬邑现代民间绘画画乡的功臣,是旬邑民间剪纸艺术之乡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88年当选为第二届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1993年被选为陕西省农民画协会理事;1996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她‘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1997年台湾《汉声》杂志为其出版了《剪花娘子库淑兰》一书;2003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库淑兰传奇》。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及全国诸多省市电视台对库淑兰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库淑兰作品先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经济报》、《收藏》等多家报刊发表,并被南京美术陈列馆、中央美院陈列馆、香港博物馆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内外藏馆和收藏家争相收藏。库淑兰一生为我国剪纸画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她的作品被国内外专家赞誉“能与毕加索、马蒂斯相媲美”。

可这些,不是生活中真实的库淑兰!生活中的她,平凡、普通而令人心酸。

1920年,库淑兰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赤道乡富村,4岁缠脚,6岁随母学习剪纸,后因童婚而失学,15岁嫁给本村贫农孙宝嬴为妻,一生共生养13个子女,但只有两男一女存活了下来,各自成家后,库淑兰一直与老伴共同生活。

1980年冬,库淑兰不慎跌入5米深的沟壑,昏迷40天后,开始剪纸,并以“剪花娘子”自喻。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她“中间民间艺术大师”称号,那一年,她所居住的土窑坍塌,她就和老伴暂住在村边一个废弃的破庙里,后来,也曾被旬邑县某文化单位接到县城居住,但因文化单位只允许她一个人居住,尔后只能重返庙里居住。在居住无所的情况下,村委会同意她和老伴居借住在村里的一间“公房”里,由于公房年久失修,2003年夏秋之交,公房被阴雨浸垮。库淑兰搬至二儿子家中居住,直到因病住院后离世。

2000年,被人誉为“中华民族文化守护者”的管祥麟曾经寻访库淑兰,后来他在博文里记述,当他把糕点放在土炕上时,库淑兰哈哈大笑:“同志们可好着哩,还给我买好吃的,下次来,你再给我买些豆奶粉、脸盆子(要求很低),我给你持(拿)花。” 她爬上了炕头,可又转了回来,“我对你说,下次你来给我买上随(小)剪子,还有红纸、绿纸、毛蓝纸。”作为看花的条件,我答应了她。她这才从炕头上翻出压在最底下的一个纸箱,拿出一大卷卡纸,当她要展开时又说:“拍照要给钱哩!二百元。一张‘花’四百元!”

库淑兰出名后,她荒破的窑洞常常成为中外访客的光顾之地,这些人中,有专家教授、高官富甲、学生乡民,来了去,去了来,各色人等,心思各怀。我们不用刻意从正面去伪饰库淑兰,她自编的“剪花娘子”的故事充满神秘,但在现实中,她是个六十多岁的乡村老太太,足不出乡,坐井,对于证书、书籍、不同层次的访客,她有自己封闭生活所拘囿的判断。这种生活决定了她的社会性局限,同时也使她的艺术带有人性最本真的澄澈情怀和生命力。与众多的访客相比,她缺乏与社会广泛接触的圆通技巧,她简单、率真、具体、甚至带有农民式的自私和狡黠,但她又那么善良和达观,风趣而乐观。她是一个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大半生都在一个偏僻山村中生活,饱受生活苦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妇女。她的艺术是对这个乡土环境传统意味的继承,也是自己内心情愫的迸发和突破,并自然而和谐地存在于它的原初环境之中。没有这些访客中的部分人,库淑兰是否能获得如此的荣誉?没有这些人前往她贫寒的居所,她的作品和故事由谁来传播?没有这些人前去探访,她的生活会不会落寞?她有时会为访客的真诚热心而兴奋,有时也会为此伤心或厌烦,以至变得功利而实际,甚至说出“不给钱,我不唱!”“拍下那,能吃嘛能喝?”之类的直白且带有调侃的话,有人在书中写到:“后来以致对谁都不放心,对任何人的来访都不分对象,不讲形式地大肆哭穷,张口要房子、要钱。她学会了讨价还价,甚至有些狡黠。”

这样结果的出现,是为什么呢?

据说,自1986年以来,旬邑县文化馆就以很好听的名义垄断性的低价格收购(说占有更确切),然后高价出售,自己获利,并未付给库淑兰老人任何费用。基层政府的某些人,以库淑兰借住公房为名义,将其作品作为应需上缴的“公物”来看待,甚至动用派出所的人员相威胁。 

2003年冬,库淑兰因病住院,因为家庭贫困,拿不出医药费,其子想到湖南美术出版社在编辑出版《剪花娘子库淑兰》一书时,作者文为群曾引附有库淑兰不同时期的作品196件,便致电主编左汉中询问,想获取一些报酬,以济贫困,最终受冷遇而无果。

2004年正月,库淑兰因病去世。

后来,一位参加过葬礼的博友写到:“她走了,走得太匆忙……给她送葬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很多让人心寒,使人齿冷的事。这些事今后她都可以不再过问,不再关心了。但作为活者的某些人,却在从事着很多可笑的举动。”

2005年,管祥麟再次驱车赶往库淑兰老家,看到坟头荒破的景象,遂为其订制了2米高的石碑和4米高的碑楼并落成。

库淑兰的资料我看了不少,一遍又一遍,而且会经常流下眼泪,相信很多人会和我的情感一样,但是,库淑兰已经作古,是个故事里的人了。如今,中央美术学院、旬邑县等处都为她建立了作品的陈列馆所,2003年,当美国人得知她重病不能剪纸时,她的作品价位迅速飞升至每幅数百美元。在陕西当地,有人专门复制她的作品,钤盖印章高价售卖,有人用廉价的钱物换取,或用权力占有她的作品以谋私利……到今天为止,利用她声名获利的人事仍在继续。可她获得了什么呢?库淑兰是中国民间艺人中贫困的特例吗?当然不是!我们也眼见过过上富足生活的民间艺人,他们是富足中的特例吗?或许应该是!    

 

库淑兰作品

库淑兰作品

                                  

我没有亲见过库淑兰,当我开始从事民间艺术研究并着手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她已是故人了。后来我也接触过一些生活清苦的杰出艺人,或给他们一些作为采访报酬的微薄钱物,有时想来,这些杯水车薪又能真正起到什么作用?我们这个社会能为像库淑兰这样的艺人做点什么呢?这个本该是她在世时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讨论是否还有意义?

库淑兰去世的那一年,中国政府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确立了对传承人进行生活补助的规定,对于部分传人的生活补贴和精神安慰有所改善。在此之前,各地政府所颁布的《民间艺术保护条例》及《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中,均没有体现出对于艺人价值的确认和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人制度是对民间艺术工作视角转换和重心的确认。在201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对于传承人认定的标准给予了规定,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三方面的条件:

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可以看出,此规定的宽松性是为了地方政府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但此中的弹性也可能会带来对公正性的影响。而且,传承人的名额极其有限,这种单一的制度体系对于现实存在来讲无疑具有局限性。

起初,传承人的津贴由政府发放,据笔者早期的调研,很多艺人并不能够按时如数拿到政府补助,此方式显露出弊端之后,政府又改为由中央财政直接拨发给艺人的方式,使这一制度的实施有了保障。但新的问题是,传承人制度并非一种纯经济的行为,有相当一部分传承人并不需要这些津贴,传承人的名誉认定,未给其带来更为丰厚的经济回报和社会荣誉,但对于难以市场化的传承人而言,这些津贴则显得弥足珍贵,传承人津贴未能跟现实需求紧密挂钩,这是目前传承人津贴制度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有生之年时,库淑兰因为痴迷于剪纸,有时会忘记做饭,被丈夫殴打并砸锅予以惩罚,县上及文化馆的干部曾出资为其购买,库淑兰将其编成歌谣唱到:“库淑兰做这剪纸,实为她的身和口来么先”。剪纸能换来干部为她买锅,内心的自豪之情,令人内心五味杂陈。在库淑兰去世前夕的2003年,陕西省创建文化先进县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曾经下发过红头文件(2003年6月18日第6期),其中规定旬邑地方负责库淑兰本人的生活,每月按20元的生活费供给,但是这笔钱到年底才能拿到,而在她病时,其实连一盒药都买不上。管祥麟曾向国家文化部门提出过设立“中国民间艺术家保护基金”的建议。2010年的两会期间,歌唱家谭晶也曾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乡政府提出过《规范发展本土文化,研究制定扶持本土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与政策》的建议。其中即有为老艺术家设立专项基金的内容。到目前为止,这些提议还未得到社会及政府的有效回应。

但无论如何,客观来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提出传承人制度之前,民间艺术及其创造者是一直处在自我系统中自生自灭、艺人自食其力的生存状态之中。

民间艺人的主体是农民,靳之林先生曾在《中国民间美术》一书中,将农耕为主业,手工艺术为副业的人员称之为“能手”,而非艺人。意思是说,他们是依靠土地,而非以出卖手艺为生的人。他们的艺术也是为了特定群落中人们生活的自需而制作。所以,在社会体制看来,此类艺术群体与政府供养的主流美术家具有本质上的区别。20世纪50年代,政府所推行的手工艺合作社运动中,一些居住在城市的以手艺为生的“艺人”,转换了身份而成为“公家人”,而大量以土地为生,艺术创作为副业的人员,仍然保留原有身份。  

农民生活范畴的相对封闭性及其生产的目的性,使其与主流文化和政治形态具有一定的距离。而且,新政权将人民实行农户和非农户的二分法,使民间艺术的创作群体一直游离于文化艺术的边缘地带。那么,那些生活在乡村空间之中的艺术能手,其所创作的作品是否具有社会性价值?

剪纸艺术在惯常的乡民生活中,具有强烈的民俗性特征,即剪纸者大多是针对自己的民俗生活所需,在特定的集中时间内所进行的艺术劳动。但是,库淑兰已经突破了这种传统的艺术劳动模式,她的剪纸已经不再使用于乡民们的生活,而是把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生活故事转化为艺术品,供自己乡俗文化圈之外的文化消费所用。她与受政府供养的美术家的区别在哪里呢?仅仅只是身份区别吗?

 

库淑兰和作品

库淑兰和作品

 

20世纪80年代,民间艺术得到主流美术的某种认同,采风以及帮扶活动在官方的各种文化机构中展开,很多杰出的民间艺人及作品被“发现”。这些艺人中的极少数也因此获得荣誉,获得荣誉更多的,恐怕是具有官方身份的“发现者”。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发现权”享有权益保护,但其“发现物”则是指没有生命或无感情的人类之外的自然物。作为“艺术能手”,却在这种潜规则的“发现制度”中被忽略了。虽然作为个体的人,“发现者”和“被发现者”在人格上未必不平等,但在采风制度的历史习惯中,这种不平等到目前为止依然存在。发现者可以廉价甚至无偿掠走民间艺术品,原作者或出于朴素的情感赠送,或出于对政府文化的感激心理捐献,或出于卑微的心理向政府人员上缴,或者接受了象征性的费用以作买卖……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而言,发现者(采风者)对作品的占有,只是对其物态形式的拥有,但并不享有其著作权,但实际上,这些作品自然成为受发现者处理的私物。诚然,对于收集和汇编工作来讲,这些发现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知识和辨别能力,而且也有对民间文化的感情和责任感,以及其所付出的心力。这是作为汇编权要被予以尊重和保护的。客观来讲,多数发现者从汇编权中获得了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可,但是大量的“被发现者”却可能什么都无法得到。

从这个角度上说,似乎库淑兰是幸运的,很多人甚至认为,没有发现者,像库淑兰一样的民间艺人可能会就此埋没。因为人与其他的发现物不同,没有相应的环境机遇,其创造性可能也会打折扣,没有将其作品收集起来,可能就会在极小的范围里流传,得不到更多人的认可和赏读,对于艺术的发展而言也会是极大的损失。因而,有的发现者甚至以此居功。据一些网络文字所载,以发现库淑兰引以为荣的文为群,曾经利用库淑兰赚取了不少钱财,但在库淑兰与《剪花娘子传奇》一书的稿费问题及印章和证书纠纷中,一直躲躲闪闪,没有站在维护民间艺人本就要求不高的立场上。

管祥麟在博客中说,很多学者在书籍中引用库淑兰的剪纸作品,老人却没有拿到本应属于她的一文钱。那些想通过她获得利益的人都获得了!有些人还在继续获得!

在别人看来,她的艺术是一汪清水,而她的生活饱含苦水。采撷她作品汇编成书者,获得了利益,也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可她的作品及利益谁来保护?
      1997年,台湾汉声杂志社出版了上下两册《剪花娘子库淑兰》的精品书籍,2009年,此书又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公司出版发行,近年来,汉声下属的汉声巷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制作了一系列利用库淑兰剪纸的艺术衍生商品。如果没有征得库淑兰家属的同意,其商业行为自然属于侵权。但是善良和宽容有时则可能会被异化误读为愚昧。汉声在艺术衍生品中大量使用库淑兰的剪纸作品图像,某种程度上的确起到了宣传民间艺术的作用,但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其首要目的还是在于由此获得经济利益。在目前当代艺术衍生品市场化的过程中,当代艺术家大多采取无偿授权的方式,意在培育国内的当代艺术品衍生市场,与其说这种做法来自于文化责任,倒不如说源自于商业操作可能更为合适。但是这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当代艺术家与部分民间艺人的生活状况具有天壤之别,库淑兰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艺术大师“称号,但其生活却一直处于基本温饱的状态,但她的作品却可以成为他人获取名利和累积财富的素材。是不是可以有一种良知和机制,为像库淑兰一样的民间艺人和艺术生态提供生活和为继的资金?

管祥麟撰文说道:“多少年来,我们对众多有成就的民间艺术大师的生存背景和创作环境知之甚少。可以说,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底层人文元素,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民间艺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保护的现象,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盲区。所谓上层主流文化中“拿来主义”的主观倾向或者称为“历史惯性模式”,对待民间文化至今仍持“摘野花”的态度。因为它是野花,可以居高临下地随意采来,无需代价和负责任。只要能用来美饰主流文化的某种需要,一切万事大吉。”

 

库淑兰作品

库淑兰作品

 

有时不得不承认,制度的推进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期间可能也会有反复,即便是合理的制度,其实施的结果可能也会有诸多的现实复杂性。民间艺术与主流艺术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历史传统问题,有时也会在制度的层面上表现出来,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我们宁愿相信艺术没有国界、民族、种族和阶级的区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人为的阶层划分必然带来艺术现实遭际的不平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持续有近十年之久,在各种经济和人权的纠纷中,如何通过立法对民间文化艺术进行保护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法制的本质应该是民主精神,是从最根本的人权角度对劳动者的利益起到维护的作用,只不过,在人际关系的经济交往中,其需求性往往表现得更为强烈,但是,法律的公正最终应该体现在维护人际关系的民主性,而不是被强权者所利用。但是如果民间艺术的持有者在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身份归属之前,法律的天平是否会保持平衡的确难下结论。民间艺术领域的立法之所以缓慢,目前一方面来自于与国际立法的一致性的磨合,另一方面也源自民间艺术历史传统的复杂性。通过立法保护民间文化艺术,其实归根结底是对于人权的捍卫。如果我们对于身边的不公正视而不见,没有同情心的触动,法律之剑又该悬于何处呢?  

库淑兰的人生遭遇中不排除个人命运的因素,但从社会角度而言显然并非只是个人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方面突破了原有艺术资源保护中偏重于物的思想局限,而更加强调对于无形文化财富的保护意识,大家都清楚,作为物态的艺术品同时也是一个固化的载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即是其持有者——人,从近十年来的工作情况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由自主会偏向于对物的青睐,产生这种后果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目的的存在,法律需求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但其最终目的却不应该是经济。民间艺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应该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对民间艺人的权益进行维护。焦海民在博客中所撰写的《库淑兰打官司》,其实只是几个电话的问询,主编与著作者把善良视为一种可以欺凌的软弱,弱势群体之所以软弱的原因,是由其经济地位和话语权所决定的,在法律的发展中,会有“以弱胜强”的事件存在,但客观来讲,法律维权的成本是任何维权者都需首要考虑的问题。

法律可以自圆其说,但并不代表法律可以维持任何公正。在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过程中,希望于此相关的工作者,都能存有道德的敬畏之心。库淑兰在清苦的生活境遇中,却展现出那样澄澈灿烂的艺术灵光,不知她如何看待名?也不知她如何看待利?看待因她作品而起的一切争夺和纷扰?一个卑弱者在现实中可能很卑弱,但在心灵深处,她却可以很强大,甚至会在一个瞬间弥漫你整个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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